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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行业智库丛书 （第三卷）

核损害赔偿的唯一责任主体是核设施运营单位。2007 年《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
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国函〔2007〕64 号 , 以下简称“64 号文”）规定核电
站营运者对一次核事故造成损害的最高赔偿额为 3 亿元人民币，据此，各界普遍认

为我国也实行有限责任原则。
事实上，无论规定核设施营运人承担无限责任，还是有限责任，面对可能发生
的巨额赔偿，都可能出现核设施营运人赔偿困难的问题。为确保营运人具备赔偿

能力，国际公约以及各国都有强制核保险要求。例如美国《普莱斯—安德森法》
要求核设施经营商为每座核反应堆购买不少于 3 亿美元的强制责任保险，日本《原

赔法》要求原子能营运人与保险公司联合体（核保险共体）缔结“核责任保险合
同”，都通过社会化分摊的方式保障赔偿金及时到位。

1.2 国家 : 赔偿金财务担保责任及援助责任

国家对于推进核能发展的政策是负有一定社会责任的。国际核责任公约对缔

约国在核损害赔偿中的相关责任作了原则规定。例如，《1997 年维也纳公约》要
求装置国在保险或者其他财政保证出资不能满足索赔时，提供必要的资金应对营

运人将要面临的索赔。为及时救助受害人，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法律法规也都有
关于国家承担财务担保责任的规定。
日本《原赔法》要求原子能营运人与政府签订补偿合同，目的是填补商业核

保险以地震、海啸为免责事由不承担保险责任时的空白。根据补偿合同，当核事故
因地震、海啸引发，商业核保险不理赔时，由政府支付补偿金。补偿合同具有一定
的资金担保功能，但并不具有“国家补偿”的性质。因为原子能营运人需要根据

补偿合同向政府缴纳费用，同时政府支付的补偿金额也是确定的，与商业保险金额
相同。
为避免在实际损失超出政府补偿数额情况下，原子能营运人因无法承担赔偿

责任而破产，使受害人无法获得充分赔偿，《原赔法》第 16 条进一步要求国家给
予一定的援助。

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于 2011 年 8 月通过《原子能损害赔偿支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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