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智库丛书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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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影响，密切关注全国 ETS 建设进展与气候政策动向，在绿色低碳发展的大
潮中找准着力点，抢占先发优势。
3.1 低碳电力需求将进一步增长，为核能发展提供需求空间
我国 ETS 强调既纳入因化石燃料燃烧而产生的直接碳排放，也纳入因外购电
力和热力而产生的间接碳排放，这是国内体系区别于国外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施（征求意见稿）》，间接碳
排放核算为企业的用电量乘以电网排放因子，“后者应选取生态环境部要求的数
值”。参考 ETS 试点经验，全国 ETS 早期阶段大概率将选取全国统一或区域电网
的排放因子。然而，随着电力市场改革不断深入，企业从发电厂直接购入电力更为
普遍，在核算间接碳排放时采取差异化的排放因子具有光明前景。届时，核电等低
碳电力无疑将会成为企业降低碳排放的重要策略选择。
同时，关于欧盟 ETS 的学术研究发现，纳入企业有增加电力使用替代其化石
能源消费的倾向。对于国内体系，能效水平不高的企业同样具有增加电能使用以
降低其配额缺口的需求，这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电气化水平，为包括核能在内的低
碳能源提供了更大的需求空间。因而，虽然核能企业并未纳入全国 ETS，但是政策
体现出的低碳发展的导向性对于核能产业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
3.2 核能行业应有更强的紧迫性，推动全产业链的节能降碳，并探索能
源综合服务
全国 ETS 的启动的本身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将大幅加快我国进行碳排放总
量控制的进程。参考能源消费的控制政策，我国于“十一五”开始制定各省份的
能耗强度控制目标，自“十三五”开始进行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控”，而碳
强度控制目标的制定始于“十二五”时期。2020 年 9 月，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宣布，
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碳达峰时间由“2030 年左右”调整为“力争于 2030
年前”，并在 12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抓紧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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